建筑师为威尼斯双年展设计的售票亭

威尼斯双年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项机制，这一点从它所涉及艺术门类的广度就可以看出：美术、建筑、影院、剧场、音乐、舞蹈……同样特别的还有展览地点——绿城花园，长时间以来它都与双年展紧紧相连并代表了它的根源与发展。对绿城花园以及其中的建筑做一番回顾与审视，同时又越过它们，意味着对一段仍旧在展开的辉煌历史的无尽沉思。

威尼斯国际艺术展的场馆在绿园城堡（Giardini di Castello），然而现在被作为双年展区域的花园其实早在国际展发生之前就已经有了。19世纪早期，在现今加里波第路和圣安东尼奥莫塔之间的狭长地段遍布教堂与修道院，果园、花园和其他建筑物在此穿插交错。1807年，一条拿破仑一世时期的法令这样写道，“为了威尼斯城的共同利益和需求……在被圣约瑟夫湖和潟湖所围绕的小道，包含圣安东尼奥莫塔地区，将新建一条公共步道、林荫路还有一座花园。”新公共花园区的规划与建筑设计草图由吉扬安东尼奥·塞尔瓦（Giannantonio Selva，威尼斯美术学院威尼建筑系教授，古典主义大师）操刀，在他的设想中，城堡河的第一道延伸段将被开辟成为Eugenia大街以纪念意大利总督尤金博阿尔内王子(Eugene de Beauharnais) 。这条路后来被称作花园新路（strada nuova dei giardini）。此设计重新思考了花园入口处古希腊式半圆形坐椅的设计，两侧各有一个销售咖啡饮料的杂货店，圣安东尼奥莫塔的小树林正中还有一座圆形寺庙。

漫步在花园成为了威尼斯人最为惬意的消遣，直到1886年，这片区域被选为次年全国美展的举办地。作为双年展的前瞻，1887年的全国性绘画雕塑大展使用了圣约瑟夫湖和圣安东尼奥莫塔之间的一栋建筑。由于只是临时性建筑，这栋楼展现了不可复制的壮观效果。大楼由市政工程师Enrico Trevisanato设计，建筑的外立面装饰则有竞赛胜者Raimondo D'Aronco负责，两者均倾向于采用新古典主义的风格配以精细装饰。

第一届双年展受到了来自艺术家和公众两方面的好评。1895年，超过20万观众前来观摩这一盛事，1897年这个数字达到25万，1899年，30万。这一平稳递增的来访量足以让双年展组织者开始考虑为海外的艺术家增添新的展示场馆。事实上，中心展示厅的陈列空间也不足以应对越来越多的参展艺术家，但更重要的是，扩建有助于巩固展览所期待的国际性视野。

第一座建立的国家馆是1907年竣工的比利时馆。它位于通往中央馆的大道上，同时正对着同时期由艺术家Raffaele Mainella设计建造的咖啡馆。1906年开始建造的匈牙利馆在1909年落成，坐落在花园的对角上。英国馆（基于废弃的咖啡店改造而成）和巴伐利亚馆（后成为德国馆）也在同时间完工。1912年，法国馆和瑞典馆设计完成，由于瑞典在支付场馆费用的问题上没有和威尼斯政府达成一致，该场馆在2年后转交给了荷兰。

1914年的双年展，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最后一届，由Guido Cirilli（威尼斯建筑学院教师，卡洛·斯卡帕的老师）为中央馆设计了一个更为现代的立面。那一年还有他设计建造的新俄国馆，就位于绿地花园的入口处。

一战过后，新的国家馆接踵而至。1922年的西班牙馆、1926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馆、1930年的美国馆和1932年的丹麦馆。在这个十年中，一种更加激进的现代主义风格在1930年的比利时馆、1938年的德国馆以及由Duilio Torres在1932年重新设计的中央馆前立面中得到体现，中央馆也在这时被更名为“意大利亭”。

如果说由于得到定期的维护，这些场馆的临时性特征同它们永久存在的事实上并不相符的话，到了这个年代，尽管建造依然强烈地受到19世纪整个花园设计的影响，但一些经验型的标准开始主导这些建筑的位置了。

仅仅在1930年代早期，对于新场地的扩建需要跨过那条将花园和圣艾琳娜岛分隔开的运河。这片区域的规划设计被委托给了建筑师Brenno Del Guidice，他将5个场馆融合成为了正中的威尼斯馆，用以展示威尼斯手工艺术品。在这栋建筑的两边，希腊馆和奥地利馆在1934年落成，后者是由德国建筑师约瑟夫·霍夫曼（Josef Hoffmann1920年任维也纳市建筑师）设计的。

绿地花园的这些建筑在品质上参差不齐。如果说1907年比利时建筑师莱昂·斯纳尔斯(Leon Sneyers)所建造的比利时馆还算得上完全现代，能够引起象征主义者和分离派的共鸣，那么之后20年中所建的场馆则完全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巴伐利亚、英国馆还算得上精致有趣，而捷克馆、美国馆和丹麦馆则只能说是平平。奥塔卡勒·诺沃特尼(Otakar Novotny)的捷克馆回应了一下立体主义的语汇。德兰诺和阿达奇（Delano & Aldrich）的美国馆是帕拉第奥式建筑的代表，而Carl Brummer则在丹麦馆上运用了类似“北欧古典主义”的风格。

这一时期最成功的建筑之一是费迪南·伯贝格（Ferdinand Boberg ）设计的瑞典馆，他采用了自然装饰的堆砌和几何抽象方式。匈牙利馆则几乎是对匈牙利装饰技艺的彻底陈列，该馆在1936年被重新设计。

而俄国馆和西班牙馆，由于渴望表达完全的“国家观念”，传统被推向了极致。

早些年的双年展，展厅的布置就如同展品的衍生物一样，在这几年正在悄悄发生改变。国家馆的建造目的在于陈列其中的展品，但是偶尔艺术品的光彩也会被室内的装饰所掩盖。中心馆圆顶的装饰性圆圈是由伽利略·奇尼（Galileo Chini）在1909年绘制的，而房间的墙壁、家具以及那些用来装饰它们的物件，都证明了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纯艺术和应用艺术的边界正在逐渐模糊。

1930年代是一个过渡阶段，国家馆的建筑趋于纪念性或是带有明显的国家属性，比如希腊馆和德国馆，但仍不乏少许新的实验性的动力。1934年霍夫曼设计的奥地利馆取得了空前诗意的效果。他设计的场馆，内部有两层折叠的空间，消除了传统意义上空间的等级感。通常代表了整个建筑体系中最高点的中央大厅，被中空的廊道所替代。墙面与作品之间的差别异常明显，温暖的灯光穿越其中。

二战后，新场馆的设计和建造主题与更为复杂的背景相互交织，1948年至1957年间任双年展的秘书长的Rodolfo Pallcchini指导了整个场馆的翻新，并彻底让双年展在战后重新散发出活力。1948年的双年展非常出名，不仅仅有新建的比利时馆，卡洛·斯卡帕（ Carlo Scarpa）在那一年设计了一些不朽的装置，包括为保罗·克利（Paul Klee）的水彩画专门设计的一间房间。

1950年，参观双年展的观众可以欣赏到新的艺术书店，同样由斯卡帕设计的。不幸的是，这座书店在1984年毁于一场火灾。1952年，西班牙馆得到整修，另外两座新馆建成，分别被委托给瑞士和以色列。同一年，斯卡帕还完成了绿城花园进口处的售票亭以及中央馆的雕塑庭院。

1954年，由里特维尔德（Gerrit Rietvelt荷兰建筑师，荷兰风格派重要人物）设计的新荷兰馆建成，两年后，又是斯卡帕设计了委内瑞拉馆。同样是在1956年，日本馆由吉阪隆正（Takamasa Yoshizaka）建造完成，而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为芬兰艺术家设计了一个蓝白相间的小木箱。

1958年BBPR事务所（先锋派的意大利建筑群体）建造了加拿大馆。同年，一度破败的匈牙利馆完成其整修工作，丹麦馆被提议扩建，最终这一扩建项目完成于1962年，这个场馆最终成为北欧各国馆，由挪威建筑师斯维勒·费恩(Sverre Fehn1997年普利兹克奖得主)设计，他的设计在专门为扩建项目而举办的竞赛中脱颖而出。

1960年，乌拉圭艺术家被安置在重新设计改造的服务大楼中。1964年，巴西新馆完工，算是给这些年在绿城花园忙碌的建造工程画上了一个暂时的休止符。

这一年，斯卡帕正在对中央馆进行改建，在1963到1965年之间，他为这座建筑起草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新方案，不过都没有实现。

在二战后这些场馆设计都或多或少包含了将建筑的内部空间与外部路径相结合的意图，或是对于可回收结构的研究，后者通常是来自双年展的特别要求，因为委员会希望这些建筑是能够被拆卸的。比如在瑞士馆，Bruno Giacometti（瑞士建筑师，雕塑家贾科梅蒂的弟弟）就组织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交替开合空间；日本馆为了在外围创造一个东方式的花园，被从地面上整个抬起；以色列馆前端有开放的门廊，后面还有开放的花园。同样的，这种内外之间模糊性也发生在加拿大和芬兰小“帐篷”中，如果需要，两者都可以马上拆卸。

然而，斯卡帕在小小艺术书店和委内瑞拉馆的设计完美展现了条件的限制是如何能够彻底创新，并转化为优势，这两个建筑既完美展示了艺术作品，同时又不断吸引观众来参观建筑本身。

从一开始，对于艺术品的陈列设计以及场馆的建筑都和艺术本身共同组成了威尼斯双年展，赋予它实在在的形体，并成就了它的成功。然而，从建筑本身作为展览的主题仅仅在1970年代才被列入双年展，比如1976年在圣洛伦佐教堂举办的“法西斯期间的理性主义与意大利建筑”。

1980年第一届国际建筑展开幕，这次展览提供了将展区扩大到军械库的机会，即赫赫有名的项目“主街（strada novissima）”的所在地。自1979年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1979年总策展人）在海关大楼博物馆(Punta della Dogana) 做的“水上剧场”（Teatro del Mondo）起，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密集的活动和项目，还有双年展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不断扩张展出地点。军械库以其本身的特点和开阔的空间，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最终和绿城花园一起成为了双年展的固定场馆。同时，这些项目的成功也伴随着更多装置以及场馆的建设。

要提供一份关于这些项目的完整资料是不太现实的，我们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回忆。在那些年被建立起来的建筑中，有1984年在圣洛伦佐教堂，伦佐·皮亚诺为路易吉·诺诺(Luigi Nono意大利当代作曲家)的150分钟歌剧《Prometeo》所设计的Arca；2008年由Catherine Gustafson（美国景观设计师）在军械库做的“景观建筑群”；在绿城花园， 1985年阿尔多·罗西为第三届建筑双年展设计的花园入口，以及由马西莫·思科拉瑞（Massimo Scolari）在1991年为第五届建筑展在军械库入口设计的两翼。

伴随着这些设计的还有在绿城花园重新翻修的一些国家馆，包括1988年的澳大利亚馆和1996年的韩国馆。在这之间的1991年，双年展又迎来了另一件杰作：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设计的园地书店。而2012年阿尔瓦罗·西扎在军械库的处女花园里做场馆，注定成为这位葡萄牙大师的不朽之作。

“双年展，”Rodolfo Pallucchini在1962年写道，“是19世纪由一群先进且富有远见的精英知识分子所创办的伟大机构。在这个世纪中，它以相同的主旨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但同时也要考虑到不断发生变化的历史因素。这是19世纪后期和后复兴时期的威尼斯馈赠给意大利的礼物。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其他组织或机构能够这样展示全球艺术的图景了。”他的言论无疑是颇有根据的：双年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项机制，这一点从它所涉及艺术门类的广度就可以看出：美术、建筑、影院、剧场、音乐、舞蹈……同样特别的还有展览地点——绿城花园，长时间以来它都与双年展紧紧相连并代表了它的根源与发展。对绿城花园以及其中的建筑做一番回顾与审视，同时又越过它们，意味着对一段仍旧在展开的辉煌历史的无尽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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