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扎哈2016年去世以来，舒马赫一直领导着扎哈事务所，他曾谈到她的去世对工作室的影响以及事务所如何成为“创意品牌”。

尽管如此关于舒马赫与扎哈事务所的新闻依然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我们也经常看到他关于建筑和参数化的观点，他确实凭借一己之力将参数化提上了“建筑风格”的台面，但舒马赫绝不仅仅是“参数化主义”这五个字可以概括的。

帕特里克·舒马赫是扎哈事务所的合伙人，也是AA设计研究实验室的创始董事。他于1988年加入扎哈·哈迪德并一直许多重点工程的合伙人，中标设计代表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2010年获得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斯特林建筑奖。

舒马赫曾在伦敦波恩和斯图加特学习哲学，数学和建筑，他于1990年获得斯图加特大学建筑学文凭。1993年开始教学生涯，在金斯敦大学（Kingston University）教授建筑学研究生文凭课程。

1996年，他与布雷特·斯蒂尔（Brett Steele）在伦敦建筑协会创立了“设计研究实验室”，并继续在计划中任教。1999年在克拉根福大学文化科学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自2000年以来，一直担任着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的客座教授。

2002年策划“当代建筑——潜在的乌托邦”， 策划展览“ 参数化——新的国际风格”。

2008年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发表了“参数化”宣言，一年后，在《建筑设计》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参数化：建筑和城市设计的新全球风格”。

2013年被任命为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第一位约翰·波特建筑教授。在2010年和2012年，他出版了他的理论著作《建筑的自我》的两卷 。

舒马赫在饱受争议的文章《 参数化-建筑和城市设计的一种新的全球风格》 （2009年）中指出，前卫建筑的全球融合证明了一种新风格的合理性： 参数化，它植根于数字设计技术，并充分利用了推动当代文明发展的信息革命。

它的最新改进基于先进的参数设计系统和脚本技术。这种风格有望取代现代主义，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新时代风格。因此，它结束了由现代主义危机引起的不确定性过渡时期，这段时期由一系列短暂的风格混杂而成，包括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和极简主义等。

因此舒马赫认为，参数化主义是建筑学对信息时代带来的世界社会重大技术和社会经济转型的解决方案。

舒马赫在他的专著《建筑的建筑学，第1卷：建筑的新框架》（2010年）中分析了建筑的主要区别，概念，价值，造型，方法和媒介。

书中对建筑学进行了全面的话术分析。“建筑的自我生成”的中心论点是，如果将建筑现象分析为通信的自治网络，则可以最充分地把握建筑的“现象”。

通俗来讲建筑学科内的交流包括图纸，文字和建筑作品。建筑的建筑作品在整个建筑交流网络中构成了一组特殊的参考点，并担任社会互动的交流框架的角色。

 舒马赫针对当前社会和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提出了当代建筑的新议程，他发出参数化主义风格的宣言，并因此被称为二十一世纪统一时代风格的候选者。

要获得可信度，必须以统一的理论体系作为后盾并以统一的理论体系为指导，理论体系必须能够整合许多局部理论：建筑的社会功能理论，学科的自我界定理论，前卫理论，美学理论，媒体理论，过程理论等。建筑自生理论提出了这样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他的论文《 参数符号学——信息丰富环境的设计》中 （2013），舒马赫断言所有设计都是通信设计。建成的环境及其复杂的地域差异矩阵是一个巨大的，定向的，信息丰富的通信接口，每个地区都是一个交流单位。它为潜在的社会参与者提供了在其范围内预期的交流互动信息，并且传达着邀请参加框架的社会情况。

这种情况下设计空间就是空间之间的通信，构成并命令进一步的交流。他们将参与者置于与预期通信状况相关的特定位置中，像任何通信一样，可以接受或拒绝空间通信，即可以进入或退出空间。

进入意味着接受交流作为在其范围内进行的所有进一步交流的前提，越过领土阈值，行为就有所不同。进入意味着要遵守该领土内规定的社会状况类型所规定的具体行为规则，通过这种方式，设计建造的环境对社会过程进行了排序。

这说明了建筑独特的社会功能：命令和构建交流互动，设计建造的环境命令社会过程。

因为在建筑教育领域的丰富经验，他指责现在的学校与现实世界脱节，认为许多教师利用自己的职位来完成自己的个人项目。由于建筑学校的教学是“不设任何课程”，因此学生毕业后的作品集“可能不包括满足当代竞赛参赛要求最低标准的单一设计”。

他曾指出建筑学就像艺术学校一样运作，没有任何课程，并且批评学校没有教学生建筑设计所需的技能。因此，在真实的（公共或私人）客户简介中，建筑教育脱离了职业，社会现实和实际需求。这样教学方法的结果是学生无法制作出合格的设计。

部分在于太多没有专业工作的老师，太多的建筑教育家没有足够的建筑师经验，他认为那些教学就是让学校为自己所用。

这是全球性的危机，不能仅仅由大学来解决，因为它反映了我们学科的支离破碎和迷失方向。当前占主导地位的教育学模型（无限制的实验多样性模型）是自危机之后到现代主义终结之时的“时代的宿醉”，当时整个建筑行业不得不集思广益地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只有通过融合，才能出现新的基础共享课程，在此基础上，大量累积和互补的研究工作才能为全球新的专业和创造性工作的最佳实践的发展带来真正的改变。

而当前建筑教育的失败源于未能变革1980年代起作用的系统。他认为，当前的“无限制实验多样性模型”需要转变为“霸权，统一范式”，也就是参数化设计。

他提出当世界建筑再次融合到一个霸权的，统一的范式时，这场危机将得以克服，这种范式允许进行累积的研究，全球应用，然后进行规范化，就像20世纪的现代主义所实现的那样。

这种范例没有可行的竞争对手，并且已经足够成熟，可以很快成为全球最佳实践。

当前的教育模式是合理的，并且在机管局和哥伦比亚的早期非常有生产力，确实在1980年代产生了参数化主义的成分，并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培育了它的发展作为新的可行方法，后续进行了整合，累积的研究和设计，开始与实践相结合。但是，与1920年代包豪斯的成功转型相反，没有发生必要的从艺术学校模式向科学学校模式的体制转变。

然而我们依然缺乏对后福特主义的政治适应性：2008年的金融危机，政治衰退和经济停滞至今阻止了参数化主义的推广，就像1929年的危机，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阻碍了现代主义一样。

在建筑教育之外，舒马赫也一直注意着社会基础设施相关问题。

过去，舒马赫曾在许多演讲中大声疾呼，指出不受束缚的资本主义“可以解决住房危机”，他认为有关城市密度，程序混合性和类型创新的政治狂热阻碍了参数化主义的竞争优势，并阻碍了其发展，这些背景条件掩盖了我们学科及其教学文化在历史上的不适应。

为了解决住房危机，应该取消高度限制，空间标准和租金控制。建筑师认为，取而代之的是应该允许市场力量来确定房屋的建造地点和类型。

舒马赫在为自由市场智囊团亚当·史密斯学院（Adam Smith Institute）撰写的一篇论文中提到了他的思想，论文的标题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解决住房危机”。

住房供给受的是太多而不是太少的国家控制，他们认为住房供给是在“准社会主义”规则下运作的，这阻止了市场驱动的解决方案的出现。

“为什么我们要忍受住房短缺，而没人要担心香蕉短缺，自行车危机或汽车短缺呢？原因是与自行车市场相比，住房市场已高度政治化。”

由于城市发展目前是在准社会主义政权的强加作用下进行的，果断地转向不受阻碍的自由市场体系确实是革命性的。这篇文章是舒马赫在2016年引起诸多非议的演讲之后对住房辩论新的挑衅性发言，他在演讲中呼吁取消社会住房和废除公共空间。

舒马赫认为，应该放宽密度，高度和分区限制，以释放住房供应。他写道：“住房负担能力危机是由于供应限制所致。对土地使用的限制太多了。”

限制性和反动性的计划体系应该由业主监管的自我调节代替。他说：“我建议由有组织的业主协会制定法规。”同样应废除空间标准，并以市场驱动的解决方案代替。

舒马赫称针对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发展而增加“可负担”住房供应的举措产生了不利影响。他抨击伦敦市长萨迪克·汗的愿望，即在大型开发项目中增加补贴单位的数量，理由是这“制造了恶性的干预主义循环”，并人为地使关键工人的工资保持在低水平，同时让必须以市场价格补贴可负担房屋的房屋配额更加昂贵。

舒马赫写道：“通过补贴私人“关键工人”的住所，我们只允许降低他们的工资，才能让使用他们服务的人受益。”

提到技术的未来，舒马赫认为设计师应该以“市场领导者”的身份发展一种新的审美观，而不用担心人们是否会马上喜欢它。建筑师应该成为市场的领导者

“我认为设计和建筑的作用是在讨论中引入新水平。我们不能依靠过去，而必须向前迈进。谈到城市，城市的外观，这是公民必须承担的责任，这不需要考虑和选择，要由工作室来创造一些东西来教育公民或使用者。”

随着建筑师对技术及其对城市环境的影响有了更好的了解，人们将学会适应他们所创造的建筑。他说：“首先，我们需要对环境有了了解，如果我们掌握了用户技能，就能使我们蓬勃发展。”

未来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新制造技术和生成设计（计算机根据一组参数创建设计）在未来的设计和架构中发挥着作用。

扎哈事务所一直在使用生成设计和虚拟现实来测试人们对建筑物的反应方式，以及技术增强型建筑物如何响应或适应居住者的需求。在一次与小组成员讨论有关3D打印阿姆斯特丹混凝土桥的讨论中，舒马赫重申，人们需要学习适应新技术，而不是要技术适应人们。

“人们应该喜欢阿姆斯特丹混凝土桥，因为它的下游比传统的焊接桁架梁更轻巧，更有效。我们应该开始讨厌过去的结构，因为它们浪费了时间，材料，精力和能源。这就是我们需要美学革命的原因。”

这与扎哈事务所应用于大型，复杂的建筑项目的逻辑相同，在这些项目中建筑师使用尖端的模拟来预测行为以及个人和群体如何在空间中运动。

一种激进的新产品可以在市场上飞翔。这就是为什么创业文化如此如此迷人的原因。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机遇的世界中，许多人试图实现这一突破，其中一些将获胜，而资源将流回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是一种很好的冒险氛围。”

舒马赫似乎总是给大家疯狂的形象，他不停强调参数化的重要性，并且想让它成为未来建筑的统一格式，就像当初的现代主义一样一统建筑界，他对于公众的转变不够耐心也并不十分在乎，认为只要建出来人们就“应该”喜欢，他经常出现在公众媒体上语出惊人并且不断惹出争议。

但是正是这种现象也证明了建筑学不可能始终维持一种风格，一个模子，我们曾经通过各种尝试让建筑摆脱一种惯用的枷锁，以至于至今参数化到底能否成为一种“主义”仍存在很多争议，现在围绕着参数化的诸多讨论到底是民众醒悟过慢，还是舒马赫的自圆其说，只有时间能给我们答案。